2010年4月22日

漢啊

http://www.gov.mo/egi/Portal/rkw/public/view/images/m-1-1.gif
澳門人一直對推行國安法一直有不少意見,推行了一年多,見到的是當局常以維穩理由拒絕港人入境,諸如日月報記者被拒入境等。
香港的「核心價值」是英國政府遺留給我們的好東西。
盎格魯撒克遜從來都是一個政治操控能手之國,英美文化遠披全球,帝國之史不再贅述。
葡國呢?我不是歧視葡國 (語),不過除了本國、澳門和巴西之外,說葡語的地方似乎也不好得去哪兒,葡國文化沒有廣佈,甚至在澳門的人都不太會講葡語,有些甚至不會。
那麼會的是什麼人呢?一種叫土生葡人,祖先是葡國人,到了澳門定居;一種真的是葡國人,因工作等原因赴澳。
想當然,土生葡人當然是說中文和葡文 (當然有人說 Patua 土生土話,不過很少了),又以葡文為native language。
《A Lei relativa a Defesa da Seguranca do Estado》,名字取得吊詭。
以中文為母語者,國家 (澳門大部份是左派,中華民國是不會理會的) 當然是指1949年北京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啦,這個理所當然嘛。
以葡文為母語者呢?他們似乎沒有國家的概念。澳門就是他們長大的地方,或曰「Terra Minha」 (?,本人是不太會葡語的),Estado指的是什麼Estado? RPC? República Portuguesa?
誰也講不出來。
要葡語為母語者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祖國?似乎又出現和加拿大華人一樣的身份矛盾。
香港其實也有類似的情況,之前一篇數臭麗澤中學的文章中提及,印巴菲泰尼斯等於香港謀生的居民,又應如何看待「國家」或「祖國」二字?
之前看過一篇論及一篇蘋果社論,摘錄於此。

劉紹銘:隨筆
2010年01月31日

早前在〈劍橋取經〉一文介紹過金庸先生拿了劍橋大學的榮譽博士後,還想再攻讀一個,要拿一個辛苦唸來的 earned degree。大學見他主意既定,就按規矩組成一個委員會,由二十多位教授分別發問。金庸說打算研究匈奴問題,因為在漢朝時,衞青、霍去病跟匈奴打仗,匈奴打不過,遠走歐洲。座上一位教授顯然不同意這種看法。他用匈牙利語發問,金庸聽不懂。專家教授隨即用英語說,這些資料早已譯成法文和英文了。「如果你去匈牙利,」他說:「我可以推薦你。你可以唸三年匈牙利文再來研究這個問題。」這位教授,也夠「兇」的。
余英時先生大作《漢氏貿易與擴張:漢胡經濟關係研究》。原為英文,加州大學出版,題目是:《 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: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-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》。據余先生的學生 David Curtis Wright在〈余英時對匈奴研究的貢獻〉的介紹,這本書「對我們要瞭解整體的帝制時期中外關係,以及特定的漢朝 /匈奴關係方面,都是不朽的著作。他不滿於僅僅講述匈奴的歷史,或是描寫其尚武性格及與中國的恩怨糾葛。他想設法讓匈奴與漢代中國的關係更具分析性意義。他的結論看起來較含蓄,即匈奴與其他游牧民族之中並沒有所謂的經濟自給自足:他們需要與中國交易。」這裏說的「其他游牧民族」包括羌、烏桓與鮮卑等少數民族。
書出版後,廣受好評,顯著的例外有兩位,但據 David Curtis Wright所引資料看,受批評的重點與學術無關。德國漢學老前輩 Wolfram Eberhard(1909-1989)說:「我很難得看到比這本書更種族中心的著作了。稱呼中國的四鄰為『蠻夷』,對我們來說,像十九世紀叫中國人『中國佬』( Chink)一樣唐突。這些『蠻夷』當中有些是有文明的,現在看來並不下於中國。有些對世界的美好與不朽價值觀有貢獻,譬如『蠻教』的佛教。余仍抱着古代中國文人的態度。」
何四維( Anthony F.P. Hulsewé)的話更不留情面:「我得說該書對一般的史家恐怕沒有多大用處,也算不得報導所謂:『目前所有可得資料的巧妙綜覽』。這是因為作者的立場徹頭徹尾是傳統中國的,他並不能免於根深柢固的觀念限制,也不能免於內在的優越感。」何四維最受不了的;是 barbarian(蠻夷)這個字眼在余先生文章中通篇使用,由此推想到余英時是個「大漢沙文主義者。」
「胡」本是對我國北方邊地及西域各民族的通稱,漢以後也泛指外國人,本無貶意。因為「胡」包含了這麼多種族,所以是個「集體名詞」。「漢胡經濟關係」應解作漢時跟中國人做買賣的,除了匈奴外,還有其他族人。可憐在英語詞彙中就沒有一個跟「胡」相當的名詞。我想余教授在無可奈何之下,只好用了「政治」不正確的字眼。


有關「大漢沙文主義者」的指責,據 David Curtis Wright所說,「有一次余教授在普林斯頓的專題研究的課中指出,有些這類的懷疑可能只是因為他在血統與文化上是個漢人。《漢代貿易與擴張: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》這本書和這個題目,如果作者不是漢人,是個「胡人」的話,會怎樣翻譯成英文呢?」這是無法借箸代謀的事。不過,任何非漢人的譯者都會略過「胡」字不提,因為依舊中國「天朝」時代的說法,任何非我族類,夷也好、狄也好、番也好,都是 barbarians。
那位何四維的話也許說得太重,做弟子的 David看不過眼,忍不住說了他幾句:「這個人好惡無端到近乎誹謗。實在令人好奇何以何四維確信余有『內在的優越感』。他認識他嗎?所有認識余教授的人都知道他是位君子。何四維真的對余的性格與內心世界有什麼特殊的洞見嗎?何四維很可能也只是直接表達他對余書的疑慮:因為余先生是個中國人。」


(劉紹銘(嶺南大學榮休教授))
民族和語言文化,很難學習。一個漢人 (或曰華人,僅指漢族而言) 難免會有大漢沙文主義,怪不得余英時先生,英文確無一詞抵得上「胡」。胡是一個統稱,正如蔬菜是一個統稱一樣。胡有文化,不過漢人似視之為一種不太高尚的文化 (切,你現在在坐的椅,晚上在睡的床,不又習自胡人…) 。Barbarian這個字是個擬聲詞 (onomatopoeic,字也難拼),即是說形容聽不懂這些人說些什麼,只聽見巴~巴~巴~,於是便取之入文,拉丁文曰barbaria,二分法得很。沒有一種有「些」文化的種族,故余先生就被逼用 barbarian,用Hu的話,恐又再出和南華早報手民之誤之笑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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